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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荚振坤：《中世纪欧洲海商法研究(11到15世纪)》，博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大学，2013年，导论，第2页。

第四，效果历史是正确的理解活动的要素，它的"力量不并依赖于对它的承认"。第四，前见只有被刺激时才意识到，"才能把我们得以进行理解的真前见与我们由之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区分开来"。

不同年龄的人，都参与游戏活动。第二，就法律解释而言，历史上存在多种理论和方法。换言之，观赏者在理解戏剧内容上，不受表演者意图的限制，比表演者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真正的经验就是我们自身的历史性的经验，而传统是经验的载体，也是经验得到检验的熔炉。前者是解释《圣经》，后者是解释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

同时，他关于解释学普遍适用的观点，超越了过去的狭隘观点。"人大释法"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中国性问题。

我说事实都如此了，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上升到规范层面来分析、观看?总结起来，我认为中国的法学家有责任，在整个国家法治实践过程中，对中国法治的问题进行总结。我们先讨论改革，改革走到哪一步了?邓小平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二条路，就是往前走，也就是法治主义。（本文摘自《师大法学》2017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另一句话他说得也很清楚，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至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革命所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哪个共和国相像?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从哪个思想发展而来?当然你可能会说，毛泽东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发展而来，发展这个词过于宽泛，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国情民事和外国不完全相同，中国无法学苏俄，更无法学美国，晚清改革伊始，中国要学习日本，后来发现日本也无法学，中国就是中国。

在中国，任何改革确实颇为艰难，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正如张志铭教授所说，从一个中国性角度来理解的话，中国的法治问题确实复杂。作为中国人，我们共同的外部特征是黄皮肤、黑眼睛，同时，我们还都拥有一颗中国的心灵。我给本科生上中国宪法史课时发现，同学们在讨论重大事件、人物时都会有分歧。我认为法学家都应思考这个问题： 西方的理论是自洽的，理论的发明者也很高明，这套理论也可能成为整个人类的经验，但目前肯定不是。

西方分析法律问题、政治问题往往在二元论的框架下进行，什么框架?就是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１４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从最初的讨论到最终落实到执政当中，这中间隔了多少年?由此可见中国问题之复杂，法治在实现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产生很多矛盾，各个阶层之间存在诸多冲突，中国的法治必然要重视秩序价值，伴随着现代性的进展，中国社会淤积了诸如拆迁、腐败等问题，以腐败为例，前３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腐败问题成为主要的风险因素，腐败问题如何解决?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共识碎裂化，在社会碎片化的前提下，中国的社会共识已经被撕裂，如何将其聚拢?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因此，西方理论只能是一个来源，不能构成中国现成的理论范式。

那么西方法治的价值在哪?我确实不太清楚，我们法学界所讨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也不是太清楚。按照西方的理解，权利和义务对法学而言是两个基本的逻辑起点，法治不是一个人情概念，也不是一个差序格局的概念，但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日常生活世界，并不完全是这样构造的。

常说日本跟中国同门同宗，但我认为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差别巨大，特别是在私领域，近代日本出现过私小说，而日本的私小说传到中国以后就变样儿了，成为另一种文体和流派，为什么?因为中国不固守公和私的界限。胡锦涛说过:开弓没有回头箭，另外一个前所未有是: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中国法治问题的时间坐标 我认为在中国，正如张志铭教授所说，还是要将法治问题放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转型背景下看待。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首先拒绝了列宁的社会主义，而是讲究平均地权。既然选了第二条路，如何走?我认为这是法学家的责任，政治家当然也有责任，关键在于法学家怎么给政治家从实践中总结出具有指导性的观点。讲中国法治问题，从文化差异切入更易理解。再讲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从何而来?邓小平同志说没有哪个国家能给中国提供现成的东西。作为一个有漫长历史的国家，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推行一套具有现代性的法治制度，可能会遇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西方未曾遇到的。

十八大早就做了决定，既不能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邪路。我们现在提出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即使在一个班级内部，要统一思想也很困难。

后来孙中山抛弃了五族共和，附应了梁启超，改称中华民族。那么问题就此出现，我们在思考中国法治问题时到底该什么优先?是理论优先还是问题优先?中国没有自己的法学传统，法学作为现代性的科学是从西方传入的，法学这两个字还是源自日文，毫无疑问，我们接受的这套法治理论、法治思想也是源自西方。

所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和其他任何一个共和国都不像。中国法治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下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是目前大家都关切的反腐问题，反腐败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这里我不再展开。

中国借用了西方的语词，借用了西方的概念，但含义已经中国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国法学家们看待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何种视角。常说中国人特别适合搞试点，我认为试点这一概念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试点这个概念管用，我们法学家为什么不研究这些问题?这个概念如何而来?中国地域广阔，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发展很不平衡。

中国法治的难点 中国法治难点太多，我认为诸多难点中比较大的一点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改革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常识告诉我们，中国不能再保持连续３０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关于改革的任务之重，人们刚达到温饱时，改革容易，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再试图让人们的满意度达到刚实现温饱时的程度，就变得困难，对于发展问题也一样。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伊始，我国进行了一场人治与法治大讨论。

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定的做出，与此关联不大。因此，中国即使学习苏俄，也学不像。

鲁迅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孙中山与严复在伦敦有一场论谈，孙先生说:你是理论家，我是实践家，我等不得，若先开民智，再兴民德，再谋民利，然后再建立一个新国家，太过缓慢。我暂且把上述问题称为中国法治的问题。中西方之间有文化差异，例如，中国人都知晓用刀叉吃肉方便，但我们还是惯用筷子。

在中国，二者的规则互相借用，这与西方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论划分不同，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是一个关系思维，比如，官场中，按照西方的规则，官场须按照行政规则起作用，但是在中国，有时候国家规章未必行之有效，真正行之有效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则。实践与理论哲学:中国法学家的使命 现实情况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法学家的使命何在?中国法学家的使命应是什么?当下年轻学者外语水平都较高，若要移植、照搬西方法治理论颇为容易，但移植而来的理论如何才能在中国社会中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范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法治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急迫地做这样重大的决定?我认为与上述两个前所未有的前景有关。苏联给中国提供的全是教训，欧美的理论，邓小平说可能不适用于中国，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邓小平把改革开放的过程称为: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摸索。

按照费先生的说法，乡土中国是社会层面的问题，但我并不这样认为。一个法学家站在上海看中国和站在黄土高坡看中国，看到的完全不同。